北京市东城区举行文物古建灭火救援综合应急演练 张晨霖/摄
对话嘉宾
李舒(主持人,同济大学国家现代化研究院副院长、教授)
吕舟(清华大学建筑学院副院长、教授)
常青(中科院院士、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教授)
当地时间2019年4月15日傍晚,久负盛名的法国巴黎圣母院发生严重火灾,整座建筑损毁严重,标志性哥特式塔尖也在大火中倒塌。火灾震惊世界、令人痛惜,引发国际社会广泛关注。
相较于欧美古建筑多以石材骨架为主体,中国古建筑多以木构架为主体,火灾隐患风险更大。
火灾是威胁古建筑安全的最主要因素
李舒:
木质高层古建筑一旦着火,火势发展极为迅速,火情也难以控制。巴黎圣母院大火整整持续了10多个小时后才被完全扑灭。木质古建筑的消防难题是否带有普遍性?
常青:
易燃的材料特性和建筑结构决定了木质古建筑一旦着火便难以保全。巴黎圣母院高耸的石材骨架上方的木屋架,以及同为木屋架且外包铅板的尖塔,在屋顶烧穿后会形成拔火筒效应,使古建筑加速焚毁。我们都知道木材易燃,而低熔点的金属铅表皮与木骨架在燃烧中几乎同样脆弱,19世纪建筑大师勒·杜克所设计的尖塔就曾遭遇灭顶之灾。巴黎圣母院哥特式尖塔相当于30层楼的高度,上升楼道狭窄,一旦发生火情,地面消防车及消防设备难以处置。
李舒:
作为世界上现存的古木建筑群,故宫一直非常重视防火问题,每年都会有消防演练和检查。故宫博物院前院长单霁翔曾介绍,中国文物建筑大多采用木构架为主的结构方式,火灾荷载大,耐火等级低,防火间距小,可以说火灾是威胁文物安全的最主要因素。针对这样的情况,目前我国古建筑消防工作是如何开展的?
吕舟:
我国对古建筑防火工作一直非常重视,警惕程度不亚于欧洲发达国家。主要原因是欧洲的古建筑虽然骨架是木质的,但主要部分是石材,而中国的许多古建筑从头到脚都是木质的,应对火灾风险的挑战更为严峻。近几年,我国一直强调预防性保护,采取各种方式防范火灾风险,例如给古建筑安置防雷避雷设施,寺庙烧香不允许在大殿内部,只能在院子里。
我国文物古建消防存在诸多难题
李舒:
据媒体报道,巴黎圣母院木结构屋顶虽安装有自动报警系统,但火患发生时,火警铃首次响起后,去查看的工作人员没有发现任何火情,直到23分钟后另一声警报响起,工作人员才发现天花板上出现火情。我国火灾报警系统在古建筑消防安全工作中实际应用效果怎么样?古建筑火灾预防和扑救存在哪些技术难题?
吕舟:
我国很多古建筑与巴黎圣母院的情况类似,内部空间是敞开的,空气流动迅速,自动报警系统不一定能及时发现和准确定位火情,等到工作人员确认起火地点时,火势可能已经发展到难以控制的地步。古建筑内消防报警系统的实际应用效果如何,需要进一步评估检验。
针对古建筑消防的灭火技术也有待进一步改进。我国很多古建筑寺庙内有壁画、彩塑,宫殿内有文物,一旦发生火灾,如果用大量的水去扑救,水的冲击势必会对古建筑结构和内部的文化遗产造成不可挽回的损失;气体灭火也存在问题,因为古建筑大都不是封闭环境,并且很多都是旅游场所,人员密集,气体扑救可能会给人身带来巨大伤害。
常青:
我国木构古建筑多采用消防自救系统(各种消火栓和灭火器),如何提高自救系统及其灭火设备的性能和效率,仍是一个需要继续攻关的难题。
李舒:
我国木质古建筑数量非常庞大。国家文物局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数据显示,全国共登记不可移动文物766722处(不包含港澳台),其中古建筑类263885处,占比34.42%。随着文化遗产保护范围不断扩大,我国文物古建保护对象也将随之增加。2019年4月16日,国家文物局通报了今年以来先后发生的6起文物火灾事故。除了消防技术水平有待提升,我国还存在哪些消防难题?
吕舟:
我国文物古建存在很多特殊性,增加了消防难度。我国有应县木塔、正定凌霄塔等高层古建,情况与巴黎圣母院尖塔类似。很多古建是宗教场所或宗族祠堂,人员流动量大,香火旺盛,消防压力巨大。还有很多古建筑位于风景名胜区或老旧城区,部分位于山顶和悬崖等险峻之地,如悬空寺、布达拉宫等,如果发生火灾,很多大型设备无法直接进入,消防水源和水压都不够,大大增加了消防难度。各地一定要提高预警,不断加强消防演练,切勿麻痹大意。
我们有些古建筑,包括世界文化遗产,参观者还是太多了。许多景区黄金周、小长假更是人挤人,大大增加了灾害概率,一旦出现险情,不仅是古建筑安全,游客人身安全将遭遇重大威胁。
将文物古建提升到国家资产高度来保护
常青:
现代建筑的消防措施和防火规范,比如建筑的消防间距、室内的防火分区、材料的耐火极限、喷淋的灭火装置等,大都不适合木构古建筑和建筑群,因为古代没有这些措施和规范,不能因防火而改变或破坏古建筑的结构、布局和特征,造成消防行为带来的次生损害。巴黎圣母院木结构屋顶虽然安装了自动灭火设施,但火患发生时竟然没能正常启动,具体原因还在调查中。对中国文物古迹而言,这一对矛盾尤其突出,建议针对现代建筑的防火规范和消防措施如何适应古建筑保护的具体特点和要求,做出专项可行性研究。
吕舟:
其他灾害下的古建保护也存在类似问题。很多古建筑在现行的城市建筑抗震标准下就是危房,但如果生硬地给古建筑上抗震加固措施,恐怕地震还没来古建筑就先被加固措施搞垮了,建议出台针对古建筑的专项抗震技术规则。
建议完善制度体系,出台针对文物古建保护的专项法规,甚至细化到木结构专项细则、近现代历史建筑专项细则,进一步完善和提升应对灾害的对策和手段。从国家层面推动古建筑灾害预防、抢救、修复等相关技术的研发工作,为解决这一世界性难题贡献中国力量。
建议将文物古建提升到国家资产高度来保护,将文物保护纳入国家监察系统、纳入政绩考评系统、纳入地方官员离任审计中。只有这样,才能提高地方政府对文物古建保护工作的重视程度。中央高度重视文物保护工作,但还是存在一些问题,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地方执行出了问题,上层的理念和措施落实不下去。文物古建是软实力,在地方政绩考核中不是重要的构成要素,很多文物保护机构在机构改革中被撤销,很多基层工作人员的业务水平、知识水平、管理能力远不足以胜任。除了结果监督,还要有过程监督,不能等到破坏已经造成了,再来追责。这些年,国家划拨的文物保护资金量其实很大,有些专项资金达到百亿水平,但缺乏对资金流向的监督和使用效果的评估,造成某些地方给古建筑外墙贴新瓷砖的闹剧发生。
李舒:
针对古建筑修复问题,巴黎圣母院火灾前,有科学家和游戏公司利用激光建模技术,创建了巴黎圣母院的数字档案和虚拟三维图像,这对巴黎圣母院的重建工作意义重大。我国古建筑保护是否也在做类似的工作?
吕舟:
三维激光扫描等技术,我国并不落后,一些地方十几年前就开始做了。但问题是这些资料散落在各个组织机构中,随着时间流逝和技术升级,这些重要资料很可能会丢失或无法读取,这将是巨大损失。另一个问题是,各个组织机构自发做研究工作都有资金成本,形成的成果不愿共享,导致重复劳动,造成资源浪费。建议从国家层面打破学术壁垒,建立文物古建国家级数据库,收集整合这些重要数据和电子资料,对研究者开放,实现资源共享。这将有力推动文物古建研究和数据保护工作。 (文字整理:同济大学国家现代化研究院郭展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