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中国新型城镇化发展正式进入都市圈时代。
最新都市圈发展报告指出,目前,除港澳台之外,全国共有34个中心城市都市圈,占到全国总面积的24%,总人口的59%,GDP的77.8%。
根据发展水平差异,报告将这些都市圈分为成熟型、发展型和培育型三个层级,其中,长三角和珠三角范围内的7个都市圈发展最为成熟,已经形成连绵成片、互相重叠的都市连绵区。
以上结论来自3月1日正式发布的《中国都市圈发展报告2018》,报告由清华大学中国新型城镇化研究院和北京清华同衡规划设计院联合撰写。
| 最后一块拼图
2018年,中国城镇化率达到59.6%,城镇化发展迈入中后期。清华大学中国城镇化研究院执行副院长尹稚认为,中国城镇化将逐步形成“城市群-都市圈-中心城市-大中小城市协同发展-特色小镇-乡村振兴”统筹发展的总体战略格局和全尺度空间组合链条。
都市圈因此被认为是填补城镇化的最后一块拼图和承上启下的重要一环。
国家发改委于2月21日发布了《关于培育发展现代化都市圈的指导意见》,其中明确指出,都市圈是城市群内部以超大特大城市或辐射带动力强的大城市为中心的、以1小时通勤圈为基本范围的城镇化空间形态。
国家发改委发展规划司城镇化规划处处长韩云在报告发布会上表示,推进都市圈建设就是打破行政壁垒,促进要素有序流动,形成都市圈经济。
这是对上述意见中强调的“深化改革、创新发展”原则的认同。尹稚亦在此前撰文指出,在中国的发展进程中,城与乡之间、中心城市与周边城市之间,过往存在着很多门槛和障碍,这些障碍不是由经济的自然规律产生的,而是体制机制带来的。“当时代要求发生改变时,我们逐步意识到要破除体制和障碍。”
事实上,正是由于门槛和障碍的存在,长期以来,中国城镇化面临特大超大城市的城市病难以消除、中小城市发展动力不足的局面。
培育和发展都市圈是发展和治病并举的战略性决策。韩云认为,通过都市圈建设,将中心城市的非核心功能疏解到周边的中小城市和小城镇,有利于缓解大城市病,同时有效解决中小城市人口外流导致的城市收缩问题。
未来,中国将从一个单打独斗的城市阶段进入一个区域协同发展的时代。
都市圈内城镇如何协同发展?上述意见已经给出明确路径,即推进基础设施一体化、建设统一市场、共建共享公共服务平台、共保共治生态环境、强化城市间产业分工协作、城乡融合发展。
值得注意的是,尹稚在发布会上强调,都市圈的规划不能重新回到叠床架屋、金字塔式的逐级强制化管制,而是要走另外一条路,即明确游戏规则,放权给市场更多空间,形成多元要素共建、共享、共赢的命运共同体框架。
| 都市圈的三个层级
与区域发展一样,中国都市圈发展并不平衡,而是呈现出东高西低的空间布局。
《中国都市圈发展报告2018》以连通性、流动性、协同性为总体导向对全国34个都市圈形成的29个测算单元做了整体评价,根据评价结果,这些都市圈被分为成熟型、发展型、培育型三个层级。
报告认为,长三角和珠三角已经进入都市连绵区阶段,在这两个城市群中的6个都市圈范围已经相互重叠,属于成熟型都市圈。
长三角连绵区包括上海市、杭州市、南京市、宁波市为中心城市的城镇密集区域,在都市圈发展水平、中心城市贡献度、同城化机制三个方面位于全国首位,都市圈联系强度方面位于全国第二。
珠三角连绵区指以广州市都市圈和深圳市都市圈所在区域,发展质量仅次于长三角,但在内部城市之间联系度上优于长三角。
值得注意的是,杭州都市圈在联系强度方面是短板,而南京都市圈则在发展水平、中心城市贡献度、联系强度的得分均低于杭州都市圈。深圳都市圈在发展水平和都市圈联系强度上优于广州都市圈。
发展型都市圈有16个,除首都都市圈包含北京和天津两个中心城市之外,其余都市圈均为单一中心城市,这些中心城市分别为合肥、青岛、成都、西安、郑州、厦门、济南、武汉、石家庄、长春、太原、长沙、贵阳、南宁、沈阳。
培育型都市圈有11个,各自所在区域的中心城市分别为南昌、昆明、重庆、银川、哈尔滨、大连、兰州、福州、呼和浩特、乌鲁木齐、西宁。
除去长三角和珠三角连绵区,一些发展型都市圈在一些单项排名中很突出。
在都市圈发展水平排名中,首都都市圈、青岛都市圈、厦门都市圈排名靠前。报告认为,首都都市圈之所以低于长三角和珠三角主要在于北京市的辐射带动作用更多体现在全国尺度,其次,河北相关城市与北京和天津相比存在断层,拉低整体发展水平。
合肥、太原、郑州、成都都市圈在中心城市贡献度上排名靠前,说明这些中心城市对周边城市的辐射和服务能力相对较好。
西安、厦门、重庆、成都在都市圈联系强度评分中仅次于长三角、珠三角和首都都市圈。
不过,与国际成熟都市圈相比,中国都市圈发展水平依然偏低。例如,上海城市圈的人口密度仅为东京都市圈的一半,地均GDP产出最高的深圳都市圈为每平方千米1.7亿元,远低于大伦敦区的14.8亿元和东京都市圈的6.6亿元。
上述报告还指出,中国都市圈发展比较突出的问题还包括内部联系不紧密、中心城市辐射带动力弱、同城化水平低、超大特大城市人口资源过于集中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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